编辑楷模

这本书名为《我是编辑》的文集，近30万字，100篇文章，我是一口气读完的。掩卷之余，激动不已，书内书外，浮想联翩。

1956年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，叶至善是首任社长兼总编辑，我是编委兼知识组组长；他兼《中学生》的主编，我曾是他的助手，他长我11岁多，今年80岁。他1945年8月开始做编辑工作，到现在有50几个年头，我倒有幸40多年在他领导下，与他共事，与他交往。我尊他为老师，他看我做朋友。他，通过他还有叶老，对我这样的晚辈影响太大了。现在读到他的文集，其中写到的人、事、书，有不少又是我熟悉的，怎么能不感到分外亲切！

我回忆起9年前看过《编者与作者之间—萨克斯·康明斯的编辑艺术》时候的心情。萨·康明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编辑家之一。他的事迹，他与作者之间的真挚友谊，令人钦佩，令人感动。他是罗斯福总统5卷文集和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责任编辑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也是经他亲手编辑出版的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曾在书后写过一段话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过，大意是：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好编辑？有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叶氏父子。叶氏父子和萨·康有共同的特点：心地善良，思维敏捷，学识渊博，兴趣广泛，作风严谨，责任心强。他们把一个个作者推向文坛高峰，自己却甘愿默默地做出“牺牲”。叶老是“编辑工作者的典范”，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；叶至善也是编辑工作者的楷模，我曾在好几篇文章中讲到他的好思想好作风。他们父子的风范，在出版界（当然不止出版界）有口皆碑。

《我是编辑》的书名，使我想起一件往事。在一次书市的开幕式上，主持人介绍叶至善，说他是著名作家。他立刻说：“我不是什么作家，我是编辑。”会后我问他：“你明明也是作家，为什么这样说？”他说：“社会上往往只重视作家，不重视编辑，这不公平。我这样说是为了提高编辑工作在社会上的地位。”

叶至善珍惜编辑这个头衔，而且引以自豪。难怪他在文集中多处谈到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。说他做编辑“从不厌倦，从一线退下来还不肯罢休，老觉着没做够”。

他爱编辑工作成了“瘾”。他的喜怒哀乐，苦辣酸甜，全融合到编辑工作里头了。他说：“一本稿子在手上反反覆覆摆弄了多少遍，好容易印成书出版了，就像把女儿妆妆扮扮扶上了花轿一个样。高兴的是女儿终于嫁出去了，担心的是她离开了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”。难怪我看到他有时候兴高采烈，甚至引吭高歌。那准是他发现一部好稿子，发现一个好作者的时候。我也常看到他苦恼，紧锁眉头，手扶脑门，唉声叹气，甚至老泪纵横，就差哭出声来了。那往往是他碰到难处理的稿子的时候。他说：“看出了缺陷，看出了毛病，却没有本领弥补和改正，对着稿子想来想去不敢下笔。难就难在使不上力气，而责任又那么重，一落笔就成了‘千古事’。”

说到至善的责任心，我又想起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说起当前出版界有一股要钱不要后代的坏风气。我问他：“你们在开明书店的时候，也整天想着怎么赚钱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当然也想怎么赚钱。没有钱怎么出书啊！可是总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吧！比如总得有点事业心吧，总得有点责任心吧，起码得有点良心吧！”他认为事业心、责任心、良心，这三个“心”，正是一个好编辑应该有的条件。他在谈到办好出版社的条件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说要有好编辑。有了好编辑，才会招来好的作者，招来好的稿子。事实不是这样吗？有了这三好，出版社的好名声自然就有了。有了好名声、好编辑，好作者，好稿子又会源源不断涌进来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。好编辑、好作者、好书确实是办好出版社的必备条件。

叶至善对编辑原则，编辑方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表述。“一不亏心，二不亏本”是他办出版社的原则。一对得起作者，二对得起读者，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诸多规矩中最基本的两个规矩，这就是说要注重质量。总起来说就是对社会负责。怎么负责？我想，充溢在文集里叶氏父子的认真、朴实、谦虚、诚恳的编辑作风，强调感染、启发、引导、交流的教育方法，对这点做了回答。

老叶（出版社上上下下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）的严谨是出了名的。对自己严，对人要求也严。他主管《中学生》的时候，编辑部内流传一种“恐叶病”，意思是稿子交到他手里，提心吊胆，生怕通不过。当然是褒意，不是贬意。

他看决定采用的稿子是逐字逐句仔细咀嚼，边看边想，前后呼应，常常能看出作者、初审、复审没看出来的毛病。这样的例子，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。有一次，经我复审过的一本书稿，讲到这么一段故事：宁都起义的时候，董振堂送给朱老总一床毛毯。朱老总带着它上井冈山，长征，到延安。稿子送给老叶终审，他却从中发现了毛病。他说：宁都起义是1930年，朱老总上井冈山是1928年，赠毯在后，上井冈山在前，他怎么能带着毛毯上井冈山呢？就把漏洞堵住了。

老叶学识之渊博，令人叹服。他处理过的稿件，文史哲，政经文，音体美，医工农，数理化，史地生，无所不包。看看他对军舰鸟是“候鸟”，黄海是“黄的海”的质疑，读读他评述新诗的《诗人的心》，以及为《古诗词新唱》写的说明、前言、后语，就可见一斑了。他认为编辑应当是一个杂家，“在知识的深度方面，咱们不如作者，跟专家比当然比不上；可是在广度方面，咱们一定要超过任何作者，任何专家。”